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分为直接保护与间接保护这两类做法。我国司法实践经历了从直接保护到间接保护的演变过程。直接保护理论是指死者的人格利益受到法律的直接保护，该理论认为死者仍然拥有人格权，将死者人格权直接纳入法律保护体系；或者认为死者的人格利益是不依赖于其他权利主体的独立受保护的法益。保护死者人格利益原则上并不需要考虑死者近亲属，只是因现实需要，在法律安排上通常由死者近亲属担当提起诉讼的角色。间接保护理论是指法律通过保护其近亲属合法权利的形式来间接保障死者人格利益。间接保护只是在保护目的上的间接与迂回，即通过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来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其发动条件是死者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间接保护不是指证明逻辑上的间接，它不要求证明死者近亲属权利受到损害与死者人格利益受到侵害之间的逻辑关系，“间接”的含义不是指需要证明侵害死者人格利益导致死者近亲属受到损害这一逻辑链条，它是作为法理基础而存在的，并不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证明。

在1993年，最高法发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法发[1993]15号），其中第5条规定了死者名誉受到侵害，其近亲属可以向法院起诉。最高法放弃了之前两次“死者名誉权”的说法，转而以“死者名誉”代之，事实上不再承认死去的人享有人格权。进一步地，在2001年，最高法颁布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3条规定了自然人死亡后，其近亲属因他人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非法披露或利用死者隐私而造成精神痛苦的，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根据该规定，近亲属提起诉讼的最直接原因是自身的精神感受到了痛苦，即第三人侵害了死者的人格利益，实际上就是侵害了死者近亲属的利益，法律归根到底的落脚点在于维护死者近亲属的权利，而非独立地保护死者人格利益本身。显然，在该司法解释中，最高法的对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立场转向了间接保护。

“死者法益保护说”认为，死者人格法益的存在却并不因死亡受到影响。所谓法益，指的是应当保护的除权利外的合法利益。法律除了保护权利，也应当保护其他合法利益。实际上，法律保护的并非属于死者的利益，而是客观存在的合法利益。虽然主体已经消灭，但其人格利益衍生出来的法益不随着主体的消灭而消灭，法律仍然需要保护这些客观存在着的法益。死者的人格利益包括社会道德、情感等社会利益，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维护社会利益。这一观点在事实上得到了立法者的认同。2017年颁布的《民法总则》的第185条规定了侵害了英烈的人格利益，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在《民法典》中得到继承，被称为“英烈保护条款”。除第185条外，《民法典》第994条对一般死者的人格利益保护作出了规定。根据第994条 的规定，死者的近亲属有权就他人侵害死者姓名、肖像、名誉等人格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很明显，与第185条不同的是，第994条直接规定了权利主体为死者近亲属，其立法旨在维护死者近亲属利益。就此可以认定，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侵犯，我国司法实践中根据死者地位的不同采取不同的保护理论立场，对普通人采间接保护，对英雄烈士则采直接保护立场。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9条规定，自然人死亡的，其近亲属为了自身的合法、正当利益，可以对死者的相关个人信息行使本章规定的查阅、复制、更正、删除等权利；死者生前另有安排的除外。

就效果而言，《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9条规定参照《民法典》第994条而设置，但又有所超越。虽然两款条文规定中都将死者的近亲属作为行使权利的主体，但是该条款与民法典中第994条相比，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方式则是完全不同的，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模式。民法对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是一种事后的救济。近亲属可以行使权利的前提是出现死者权利被侵害的状况，如无侵害行为则不可行使权利。但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在民法典确立的侵权救济机制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对死者个人信息的保护则是一种与民法完全不同的保护模式，其规定的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保护方式。当自然人去世后，即使尚未发生侵害死者个人信息的情况，作为权利行使主体的近亲属也可以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主动向有关主体要求处理死者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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